民间的相对性

民间的相对性

——刘伟雄诗歌浅论

郜积意

关注当下诗歌的读者一定知道如下事实，中国诗歌自1976年之后的发展态势是，大部分出色的诗人及其作品并不首先在公开刊物露面，而是在民间悄悄流传，最后才为大众所接受。这种情形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目前对这一现象的探究，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有讨论诗歌刊物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批评诗刊编辑审美趣味的滞后，也有探讨诗歌与国家主义情绪的关系，等等。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想依据现有公开的诗歌刊物了解当代诗歌的大致情形，那必定是对研究资料的漠视，并且极有可能忽视下面的理论问题：那些长期以来在民间写作的诗人，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意义如何估测？理论界如何评价这些诗人的写作意义？显然，关注这些理论问题，是当代诗歌史与理论史丰富自身内涵不可或缺的方面。

正因如此，研究那些分布在各地而又不被人们广泛关注的诗歌写作者，其意义无论就审美的立场（如他们如何使用语言、如何表达情感、想象等写作技法），还是就实用的立场（如他们的写作模式与当下最时新的取向有几分融洽，又有几分距离，他们的创作能为当今的诗歌建设提供多少启示），都表明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必须在理论上有多元的追求，以应付那些不被人们关注的诗歌现象，从而对民间诗歌写作的得失有一恰当的评判，而不是高高在上、自我封闭，对民间写作采取鄙夷的态度。当然，这对研究者自身也提出这样的要求：研究者的理论储备是否能和民间诗歌写作形成一种互为激发的联系机制，既使他们的写作意义能够恰当显示，又能彰显理论的活力。本文对于刘伟雄诗歌的考察，希望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的例证。

刘伟雄是福建省霞浦县一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部，属于“体制”内的人物。在日常生活时间中，这种体制内的生活占据了主要部分，比如，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下班，必须开各种各样的行政会议，由于他又是这一行政机关的领导，还必须接待各色客人，因而公共时间的花费也复不少。这些因素加起来，可知他写诗的时间并不多，至少不是以写诗为职业。虽然刘伟雄至今还在主编诗报《丑石》，并自筹经费印行，但这只说明他对诗歌的热爱，而不能说明他以诗歌为职业。刘伟雄曾经说过，如果要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或者作家，必须无家庭等各种后顾之忧。这就表明，他对诗歌的热爱是以承认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为前提的，这点恰好与他的身份可以相互印证。

不过，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刘伟雄要把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区分开来呢？其区分的依据源自哪里？作为诗人的刘伟雄，他的诗歌可以归入“闽东诗人群”的范围之内。不过，这一诗群既无明确的理论主张，也无极为突出的诗歌成就。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虽然在国内发表过不少诗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他们一直未能引起当代诗歌批评界的长期关注，其影响还未大规模地扩散开来。在这种情形下，包括刘伟雄在内的“闽东诗人群”实际上属于真正意义的民间诗人――由于他们的诗歌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由于他们的诗歌主张也与当下最时新的理论相距甚远，又由于他们的写作只有一部分相对固定的读者，所以，他们的创作足以反映他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诗歌观念。因此，我的问题是，这两种生活的区分是否可以作为理解他诗歌写作的一个切入点?不过，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从另一问题说起。

在刘伟雄诗集《苍茫时分》（作家出版社，1997年）中，有一专辑是“城市边缘”，另一辑是“情牵故土”，这两个专辑可以对读。我们发现，刘伟雄对农村生活钟情热爱，而对城市生活又是另一种态度，比如，城市里有大众传媒的渗透（《情人节》），城市里有文学协会等各类时髦组织（《文学协会》），这些城市场景经他戏剧化的处理，把城市作用于感官的欲望以及城市的虚荣心表达得很委婉，也很精致，对现代城市中的反讽式内涵，也揭示得很巧妙。至于乡村，刘伟雄在《童年的乡村》（组诗）中写下这样的题记：“我摭拾着杯溪岸边的露珠来粘牢对家乡的回忆”。他对乡村的钟情，如同缓缓的清澈小溪，情感虽直露，却丝毫不平乏。

对于这两类诗歌，刘伟雄常通过各种矛盾的戏剧性处理以突出诗歌效果。这点可以见出他写作的个人特色，也是他诗作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过，刘伟雄为什么要对城市作这样的处理，为什么对乡村以“回忆”的方式展现他的怀念？这个问题是否和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区分相互发明呢？

我们知道，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一种传统的诗歌主题，二十世纪以来，因为现代性的凸显，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已往的大多数诗人站在道德主义抗衡的立场上，批判城市的人情冷漠，向往乡村自古已有的亲情与伦理。刘伟雄的诗歌写作，表面上也延续了这一对立模式。如《城市》(见《苍茫时分》)的最后两节：

建筑以它的刚性和美

拥抱了我们的起居

在喷泉如花的地方

占领所有的肉体

灵魂脱窗逃遁

外面夜色如晦

诗中的“建筑”和“喷泉”，既是城市的标志，又可作为城市的本体象征。建筑以美，喷泉以花，说明城市有值得推许之处。但诗中的两个动词“拥抱”和“占领”，似乎暗示城市与人的微妙距离感：美拥抱“我们”，花占领“我们”，可以想象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安然接受这样的“美与花”。在此，城市不是作为反面可恶的形象出现，而是以如花如美的正面形象出现，但这种如花如美的城市却让人窒息。这正是现代性带给我们的新难题。如同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在享受网络的种种神奇和便利之际，不知不觉陷入网络所暗藏的陷阱中。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异化内涵，是传统道德主义抗衡所忽略的。显然，刘伟雄的思考已进入这一层面：城市之于我们，不仅是人情冷漠的生发处，更是异化的重要根源地，城市以方便、实用甚至唯美的正面形象以达致对人的控制，这正是它的高明之处。刘伟雄无疑看到这种控制的高明及其策略。在诗歌中，他通过知觉经验的转换，将批判的立场变为诗歌场景的具体显现。作者一方面善于选择城市的物象进行组合，特别在用辞上，有意识地选用褒义词以反衬背后的批判立场，从而保持想象和情感的冷静，以及内心的距离感，更避免了意气式的宣泄，使得诗歌富有张力。这样的诗作在《苍茫时分》中为数不少，如《子夜时分》：“他们在没有进入口腔之前／已将美丽的夜色嚼碎。”等等。

因此，关于城市的道德主义批判，如城市的人情冷漠、对于自然的疏离等，在此诗中并没显现，显现的反而是城市的正面形象。所以，刘伟雄对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区分，道德主义批判的感情或伦理色彩隐在幕后，显于前台的则是现代性反思的自觉。从中可推测刘伟雄也多多少少接受了某些现代性的批判观念。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二十世纪的理论家如本雅明、卢卡契等人更有诸多论述，但这些宏观的哲学理论，和具体的诗歌写作实践相去甚远。一个高明的诗人，能够通过诗歌语言而展示生活的深刻性，正如有人认为，歌德的诗歌丝毫不逊色于黑格尔的哲学。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和诗歌可以互比高下，其实二者之间更是补充关系，是相辅相成而非相对相反，因为感性的生动与理性的洞彻，最终将融合为生命的觉悟境界。

有这样的背景，即一方面仍保有道德主义的伦理抗衡，另方面又具备现代性的深层批判。我们再回头审视刘伟雄区分诗歌写作和日常生活的理论意义。按照通常的理解，日常生活是形而下的，诗歌写作是形而上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常常让我们感到疲乏和无奈，而诗歌写作却能让我们找回自己内心的欢乐。这种快乐是令人惊奇的，是长久的，是日日新的。此种快乐是因于诗歌自身的特性，因为诗歌和情感需求相关，也和个人的生存意义相关。刘伟雄自己说过，他之所以写诗的动因之一，是给自己的生活增加另一种“意义”，他认为诗歌是“是日趋紧张的生活层面上一种自我放松的形式和依靠”（《苍茫时分·后记》）。这就说明刘伟雄心目中的诗歌，其地位还是崇高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在作为行政干部的刘伟雄与作为诗人的刘伟雄之间，一定有某些不同的地方。由于刘伟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要花在行政事务上，这里的日常生活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衣食起居，它有特殊的内涵。一个明眼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行政事务是和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结合紧密的。所以对于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的区分，无论从哪种角度审视，都包含着刘伟雄对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的有意疏离，这点正好可以说明他为什么把诗歌放在较为神圣的地位，也可以说明他的诗歌写作已不是现实身份的传声筒，而是深层意识或情感的显现。因为，行政事务的最大问题是对个人心理、情感空间的干扰，最后导致个人对意识和情感的淡漠，甚至是一种遗忘。所以，通过诗歌写作，不仅在智力的运作、情感的咀嚼、意识的唤起等方面重新获得砥砺，而且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生存与意义解释的依据。当然，日常生活也有另一面的作用，不仅可以为诗歌生活相互对照，在二者的反差中保持心灵与情感的张力，从而避免陷入诗歌宗教主义的泥淖之中。

区分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以及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说明刘伟雄对自我感受力、想象力以及情感之维的重视，也说明他排斥缺乏独特性的雷同化生活。当然，刘伟雄诗歌写作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因为像他这样的诗人，与职业的写诗者不同，一旦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必须重新更换一种与平时意识不同的诗歌意识，必须重新使用一种与平时公文不同的诗歌文字，又由于他一直把诗歌写作放在较为神圣的位置，他的现实身份和诗歌本体之间的冲突也比职业诗人更显剧烈。这种冲突所包含的内涵正是刘伟雄这样的民间诗人所独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民间诗人在诗歌写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时，他们的精神不仅令人起敬，更重要的是他们写作的独特性对于中国诗歌建设的贡献，这点在当代的诗歌史中还远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民间”这一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人主要是从主流与民间的对立框架中阐说民间的认识价值。事实上，周代以降，民间一直是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占领的重要根据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化自上而下一直是那些有抱负的政治家们施展自己政治才华的理想追求。民间的意识形态性绝不可轻易忽视。而今，由于传媒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对于感官活动的普遍喜好，民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身处民间的诗人们当然也不处于真空地带，他们的许多观念与写作实践或隐或显地与某些潮流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概念不失为考察当代诗歌的有用尺度。从刘伟雄区分日常生活与诗歌生活以及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看，说明他已经有意识地把作为行政干部与诗人的刘伟雄分离开来，使得他自己能够以一种相对不受约束的意识与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感――“展示自己的爱与人生”（《苍茫时分·后记》）。但他写作的深层内涵决不仅仅局限于“展示自己的爱与人生”，我们还可以追问许多相关的问题，比如，在刘伟雄交往的周围或霞浦县区域，甚至在更广的范围内，人们对于一位行政干部写诗的基本看法如何？这一看法是否会影响他的写作，并且成为一种潜在的写作心理？又比如，随着出版业的变化，这些民间诗人如果要出一本自己的诗集，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的，因而商品经济的力量如何寻找机会与独立的诗歌写作达成一种共谋关系？还有，在刘伟雄的诗歌写作及相关表述中，我们知道他也认同某些普适的诗歌命题，并为自己的写作寻求支持，如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的分离等。我们也知晓他有意识地拒斥某些人为的先锋观念，并强调个人写作的特殊性。这说明包括刘伟雄在内的民间诗人其实也有突破民间的努力或企图，他们的诗歌写作并非完全封闭，许多人在内心里隐藏着超越民间的渴望。因而，这种超越民间的渴望对于诗歌的审美追求又有怎样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在今天仍是见仁见智。因此，本文关于刘伟雄诗歌的讨论，不着重他个人诗歌写作的得与失，没有具体探讨他诗歌写作技法的特色，而是把他作为一位民间诗人的具体例证，希望从中找出某些解说当代诗歌的有用素材。关于当下中国诗坛的讨论，似乎每个人都自视甚高，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诗歌越来越脱离大众，并走向诗歌人个主义的境地，但事实是，那些散布在各地的诗歌写作者却表明诗歌与大众并没有脱离，而且在理论上要求我们探讨的不单局限在接受的角度，一些问题似乎显得更急迫，如民间诗人自身的角色定位，民间诗人参与整个诗坛的能量，技巧的价值与情感的限度，等等。这些在我看来，是刘伟雄的诗歌写作提供给批评界富有启发性的价值所在。

附识：拙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彼时年轻气盛，放言高论，颇多舛谬。今略为修改，使就绳墨，然大纲不变，以存入门之迹耳。十余年之间，时移世易，文中所述情形于今多有不合，如闽东诗人群近年影响颇大，《丑石》之传播亦渐广渐深。可惜鄙人不再从事文艺学专业多年，欲为新论，力不能也，识者谅之。惟衷心祝愿刘伟雄和闽东诗人取得更大成就。公元二0一二年六月霞浦郜积意识于津门习经斋。

 作者介绍：郜積意，男，1966年生，福建霞浦人，博士，現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為中國經學史與經學文獻。昔時曾關心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偶及現當代詩歌。最近致力於十三經注疏之合刻。